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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勤:重大科研项目 都应自力更生

时间:2014-07-15 16:09来源:现代国企研究杂志 作者:文 涛 点击:
经过3年的沉寂之后,中国核电产业即将迎来发展的新春天。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加快发展核电的呼声高涨。有代表委员提出,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走出去;也有代表委员
  经过3年的沉寂之后,中国核电产业即将迎来发展的新春天。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加快发展核电的呼声高涨。有代表委员提出,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走出去;也有代表委员要求,应该重启内陆核电站建设——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内陆核电站所在地的代表委员,很多人印象中,他们应该成为这一计划的主要反对者。
    对于这一现状,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认为,核电发展正处在惊蛰时期,春天即将来临。那么,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春天,包括中核集团在内的中国核能产业做好准备了么?
中国发展核能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
    记者:3年前突如其来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给发展迅猛的全球核电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德国、瑞士等国甚至因此表示放弃核电,但主要的核电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韩国在经过论证之后仍然坚持发展核电。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如此重视核电?
    孙勤: 前不久,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决定继续发展核电产业。无论是日本还是大多数国家的选择,都说明了核电产业本身对其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前景。
    对于起步较晚而起点较高的中国而言,发展核工业尤其是核电的任务似乎显得更加紧迫:无论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能源缺口,还是环境污染、持续雾霾引发的能源结构优化压力,都在提醒人们应该寻找一种更加清洁、更加成熟、更具发展空间的能源。
    这种能源非核莫属,我认为,中国发展核能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的中国梦就是“核能驱散雾霾,让天更蓝”。这一论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一般认为,核能项目投资高,核电成本会不会居高不下?
    孙勤:目前,中国人普遍比较关注雾霾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实现国内能源产品的结构升级。在现有的几种清洁能源中,水电产业发展迅猛,不过受限于水能资源,其潜力挖掘是固定的。太阳能和风能可对现有能源结构形成有益的补充,不过大规模开发利用面临着储能瓶颈,较为适合分布式开发。
    目前,页岩气方兴未艾,很多人寄予厚望,认为中国页岩气储量不下于美国,能够成为中国能源革命的主力军。但在我看来,中国发展页岩气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我国页岩气矿藏分散,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页岩气开发需要大量水资源,而水资源恰恰是中西部地区所缺乏的,所以短期内要实现大规模的开发还有相当的瓶颈。
    按照中国的资源禀赋,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发展清洁煤炭产业和核电产业。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看,核电效率高、污染小,优势很明显,其前景非常广阔。
    从 发 电 的 角 度 看 , 一 台百万千瓦机组,如果是火电机组,每年需要燃煤200万吨,排放二氧化碳400万吨;如果是核电机组则几乎没有二氧化碳排放。核电机组不仅能够提供电能,而且能提供热能,对能源的利用率更加高效。
    更重要的是,衡量一种能源的环保水平不应该单纯地将能源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剥离开来看,而应该系统地、全链条地比较。比如,现在正在提倡电动汽车,实际上如果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是火电的话,那么综合起来看,不仅不能减少排放,相反与燃油燃气动力汽车相比,排放可能会更多。当然,这种污染在空间上实现了转移,从大城市转移到了电力输出地。
    纵观核能的全产业链,不管是开采、转化、浓缩,还是发电、废物处置,整个生产循环产生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都微乎其微。研究表明,核电链温室气体排放仅为煤电链的约1%,煤电链对公众产生的辐射照射约为核电链的50倍。
    以全年发电能力为例,核电是7000多小时,火电是5000小时,水电是3000~4000小时,风能和太阳能大约2000小时。核电站寿命保守估计为40年,一般均延寿到60年,10年内能实现盈利。由于回报周期长,所以核电成本较低,标杆电价为0.43元,甚至低于火电。
    记者:现在中国核电在整个电力结构中所占比例是多少?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水平?
    孙勤:我们核电占全国发电量的2.1%。折算一下的话,每年365天你有7天多时间用的是核电。
    全世界的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5%左右,法国的核电占总发电量为78%,瑞士为40%,美国为20%。而在火电方面,世界平均水平为40%,但中国火电的占比高达75%。
    按照国家要求,到2020年清洁能源比例要达到15%,但截至2013年年底,清洁能源比例只有9.8%。我国完成这一目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风电、光电仍然面临技术瓶颈,不适合大规模开发;水电则有着资源量的天花板。目前看,要选择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能源,非核能莫属。
    记者:我知道铀是核电的主要燃料。有说法认为中国是一个贫铀国,大力发展核能会不会面临燃料的短缺?
    孙勤:应该说我们国家的铀资源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只不过以前做的勘探工作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用三句话来评价我们国家的天然铀资源,就是:“近期有保障,中期有依托,远期有潜力。”
    我们要立足两个市场,积极开发国际资源。中核集团“走出去”到海外找矿已经有了重大突破。2011年3月,中核集团首个铀资源海外开发项目——尼日尔阿泽里克铀矿项目正式启动试生产。
    未来,随着核电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核能的手段也会发生变化。以正在研究中的核聚变(人造太阳)技术为例,核聚变比核裂变释放出更强的能量,同时不会产生放射性的核废料。它的原料取自海水中的氢同位素——氘、氚。据估计,海洋中的氘、氚资源能够提供人类250亿年的能量消耗(以当今的能量消耗速率计算),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已启动实施,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中国参与了这一计划。
安全是核能利用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记者:对于公众而言,核能具有神秘色彩,往往被公众联系到核武器,从而对其安全水平产生担心。您如何看待民众的担忧?
    孙勤: 核武器的材料必须是浓度达到90%以上的高浓铀才会爆炸。核电站用的核材料是低浓的材料,是不会产生核爆炸的。二者的区别好比啤酒跟白酒,白酒用火柴一点可能就烧起来了,啤酒怎么点都烧不起来。福岛爆炸并不是核爆炸,而是锆水在高温下发生反应生成氢气引发的爆炸。
    1951年美国率先开始采用核能发电以来,全球437个核电机组中仅出现三次事故,其中,两次是人为失误(美国三里岛事件与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次是自然灾害(日本福岛核事故)。无论是事故发生率还是事故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都远远低于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一些行业。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做好层层防护,不管是核电站,还是开矿、燃料加工、后处理环节,都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中核集团有着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在上下游的安全保护工作方面有自身优势。严格的管理保证了我国核电行业是安全的。发展核事业50多年来,我国保持了良好的核安全记录。从1991年秦山核电站开始发电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国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件,安全状况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除了国内监管以外,我国还接受国际同行的管理。比如,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每年要派人来进行同行评比。现在,世界上一共有440座核电站,如果要分ABC三档的话,我国的在运核电站都属于A档。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上,又有声音呼吁要尽早启动桃花江等内陆核电项目建设。内陆核电站的安全性与沿海究竟有何区别?
    孙勤: 有些思维上的误区,老是认为内陆不宜建核电站,实际上,世界上400多个核电站,一半以上都建在内陆。从技术安全上来说,内陆和沿海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只不过工艺上有所差异。比如,沿海建设核电用的是海水冷却,而内陆用的是冷却塔。但是,从反应堆本身的安全要求、安全管理来看,没有本质区别。应该说,核电在沿海是安全的,在内陆同样是安全的。
中国核电企业要想与狼共舞,就必须兄弟齐心
    记者:相对于法国、日本等国,中国核电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较低,在技术等方面也因为起步晚有一定差距。您认为中国核电产业如何才能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孙勤: 发展核电产业不是哪一家企业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的战略需要,这需要国家通盘考虑。具体到企业层面,我认为需要加强自主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环境创新。
    以前,中国核电产业几乎是封闭式发展,影响了与政府、社会、民众的良性互动,也给自身带来了发展障碍。以后在这方面,我们应更加注重开放、共赢,以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核电产业发展首先应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什么这样说?
   孙勤: 不仅是核电,所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应该自力更生,这是现实的需要。有些发达国家跟中国关系很好,但是当中国提出想与其进行一些核电技术方面的交流时,却遭到了婉拒。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的饭碗应该始终端在自己手里。同样的道理,像核电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中国要有战略眼光,引进一些技术是可以的,但绝不应该对其产生依赖。
    中核集团也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核技术,但是我们引进这些技术不仅要付给国外公司高昂的费用,而且拿到的还只是拷贝版本,无法实现与国际技术同步完成升级,一旦通行标准升级,这部分技术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所以,我认为,中国核工业要能够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以此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再一个,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发展核电技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是如果中国没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只能傍着发达国家企业走出去,不仅要缴纳昂贵的许可费用,还受到诸多限制。
    记者:目前看,中国核电自主创新面临哪些挑战?
    孙勤: 近年来,在众多企业的努力下,中国核电产业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与中广核共同完成的“华龙一号”,中核和中广核都对这一产品充满信心。华龙一号的定位是国际市场,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我们准备在国内先建立示范堆,以提高我们对产品性能的熟悉度,增强服务能力。
    不过,从整体上看,由于起步晚,中国核电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创新体系和积极性需要保护。我们不能为了谋求短期、局部利益,盲目地引入国际合作者,拿国外的拳头打击中国人,这样对于整个核电产业乃至国家的利益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害。
    记者:应该说,中核集团跟中广核是兄弟单位,也有竞争关系,为什么会有与中广核合作的想法?
    孙勤: 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同业竞争。不过很快我们就调整过来了,兄弟企业盲目竞争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中国核电企业要想在国际舞台上与狼共舞,就必须兄弟齐心,以合作共赢实现优势互补。
    以华龙一号为例,两家企业联手,未来华龙一号真正得到了国际认可,可以系统地出口,那么中国的很多企业,比如装备、仪表制造企业都会从中受益。所以,中核集团现在正在组建一个产业联盟。
    这样的合作在中核集团还有很多。比如为了推动核燃料产业更好地发展,中核集团准备联合中广核、中电投这些兄弟单位发起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发展核燃料产业。
    记者:现在涉足核电产业的企业很多,不仅是走出去的时候彼此之间要面临同业关系,在国内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您认为国内核电产业应该有怎样的发展格局?
    孙勤: 现在很多能源央企都注意到了核电产业的重要性,对于核电产业来说,投资主体的增加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其产业的进步会更快。
    不过现在有一种现象我认为是不够规范的,即投资主体往往也想成为运营主体。其实投资和运营这两个环节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作为投资主体,只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即可以投资参股或控股。但作为运营主体,因其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比较高,不一定适合刚入行的企业,应该设立较高的门槛。这需要国家对核电站运营资质进行统一管理,实际上,只有进行专业分工才能合作共赢。
体制创新是发展核能的活力保障
    记者:中核集团是历史悠久的军工企业,现在要融入全球核电市场,独特的身份会带来哪些影响?
    孙勤:在中核集团内部,军品任务和经济发展并存,这样的体制对核产业的发展有巨大帮助,因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有系统优势,所以中核集团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一些原始创新,并由此实现走出去的梦想。同时,这样的体制也带来了一些制约。比如中核集团市场活力不足。实际上不止是中核集团,所有的军工央企都面临着这一挑战。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体制创新应该是中核集团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任务。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求。还是因为中核集团是军工央企,无论是业务和内部机制均存在特殊性,所以我们的改革重点和步骤有自己的特点。具体来说,我们的改革大体分为三类。看准的,比如董事会建设、市场化经营、三项制度改革,就要大胆做,快速推进。方向已经明确的,比如股权多元化就要加快试点,能上市的上市,暂时不能上市的要加快模拟股份制试点。有些比较敏感的,要积极探索。比如员工持股和职业经理人。
    按照中核集团的规划,下一步要把董事会推广到所有二级单位。集团的任务就是管少管精,把更多的责任下放到二级单位董事会。比如风电公司,集团层面肯定没有他们对风电熟悉,所以以后不能越俎代庖。当然,责任的下放要和权力的下放结合起来。包括选人、用人、薪酬制度等都要交付过去。
    在集团层面,现有制度下,我们会争取集团总经理团队的考核由董事会来完成。与此相匹配,我们会大力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历史证明,只要敢用,就肯定管用。
    总体来说,一定要稳扎稳打。
    记者:混合所有制是这一次国企改革的焦点。对于中核集团这样的军工央企来说,混合所有制是不是适用?
    孙勤:这个问题要分开说。
    按照国家对央企的分类办法,中核集团层面肯定是国有独资。在分类监管的背景下,不仅是国家对中核集团进行分类,中核集团内部也会进行分类。从出资人的角度看,同样是核电产业,但考核中核集团的办法不应该跟考核其他公司一样。
    中核集团同样会把分类细化到具体企业层面。比如核动力板块,他们的不同业务就得匹配不同的考核措施。
    目前看,中核集团八大板块都能实施股份多元化改造,甚至个别环节可以对国外开放,比如燃料的运输。还有的项目正在进行引进民营资本的尝试,核电、同位素板块都要朝着上市的方向进行努力。二级单位、具体的项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上市。比如中国的核燃料产业,为了推动产业更好地发展,中核集团准备联合中广核、中电投这些兄弟单位共同发展,比如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发展核燃料产业。
    记者: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控股权的争夺往往不可避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孙勤: 这一现象的出现跟政府管理有很大关系。比如我控股一家公司,在考核的时候这家公司就算我的资产,我要是参股一家公司,考核时一并表,我的股份就被忽略了。应该分开并表,即谁的股份算谁的资产。
    其实,在大多数领域,51%和49%能有多大差别?多出来2%的股份,就要负更多的责任。比如核电站,有了安全隐患,主要责任是控股方的。
    当然,在特殊的领域,比如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企业,不管企业怎样,国家一定要掌握控制权。
    记者:对于中核集团的下一步改革,您认为有哪些挑战比较重要?
    孙勤: 首先是事业单位如何改革。中核集团代替国家托管了一大批研究型的事业单位。这些单位是中核集团的创新引擎,但是针对事业单位,还需要出台具体的改革措施。目前,除了工资待遇等手段外,与企业单位比较还缺乏更有效的改革办法。
    这样的问题在军工类企业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有人尝试过推行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可是这个会引发新的问题。因为配套政策不完善,养老等关系到事业单位人员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解决,就贸然转为企业,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一个,军工企业在三线地区有很多成员单位,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些单位承担着很多社会职能。按理说这些职能应该移交当地,但是三线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富裕,无力接收,企业只好继续扛着。在核工业领域,这些包袱基本都留给了中核集团,现在我们的计划是5年内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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